他本应该死去

过去军装颜色一样的制服，不知是巧合还是老板的恶趣味。他在战俘营里听到过不熟悉的同僚被要求裸身披着外套走正步，喊口号，敬礼。当然衣服总是穿不了多久，最后都会张开双腿被侵犯出小兽一样的哀叫。他曾欢天喜地的把身穿军装的照片寄给父母和朋友，骄傲地告诉他们过去按琴键的手现在握着坦克的操纵杆。而如今穿上工作制服时他连镜子都不敢看，害怕下一秒就要蹲在地上流泪。

    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他捡起放在地上的帽子，里面装着他今晚的小费收入，零星几个硬币和一张最小额的纸币。他坐在酒吧的角落默默等待老板打烊后支付加班费，否则明天只能饿着肚子来上班。他不抽烟也不喝酒，与这里格格不入，前者曾在他肌肤上留下无数斑驳的烙印，后者则和许多不快且令人作呕的夜晚纠察在一起。

    他顺从的跟随着老板走向酒吧的另一个角落，那里有一个希望和他致意的客人。从没有这样奇怪的要求，在深夜酒吧，向一个精神涣散的演奏者赞扬他差强人意，只能给醉鬼欣赏的音乐。上一个有人致意是什么时候？一定是被俘虏前的四月末，在克里瓦的一个疗养院。他被带去为受伤的高级军官表演，同行的还有迈耶长官。长官那么激动，皮鞋和奖章都擦的锃亮，亲自为他打上发油。你是我们的骄傲，舒勒，他说，你马上要见到真正的卡扎罗斯英雄了。

    约阿希姆·恩斯特么？他问。

    不，不是这次。你要见到的是战胜了死亡的英雄，连那婊子狙击手都无法击杀的埃里希·克莱茨少校。多么大的殊荣，甚至没